《史记》是中国古代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与文学巨著，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著

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卓越的历史著作，更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，尤其以其中的传记部分最为引人入胜。在《史记》的三十篇世家中，诸如《孔子世家》、《陈涉世家》等，详细记载了孔子、陈涉等历史人物的生平，其余篇章则叙述了秦朝以前地方割据的世袭侯王及汉代侯王的历史。七十篇列传则涵盖了贵族、贵族公子、各类官僚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经学教授、策士、隐士、说客、刺客、游侠、土豪、医生、卜者、商人、俳优、幸臣以及少数民族等不同社会阶层、不同类型人物的活动轨迹。而在十二篇本纪中，虽不全是传记，但也包含多篇传记内容。由此可见，《史记》的核心部分描绘了从古至汉各个社会阶层、不同地位与职业的人物活动史，实为历朝历代众多历史人物的传记集锦，传记在《史记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以人物传记为核心来展现历史内容，这一创新的历史叙述手法，源自司马迁的独到创见。然而，其背后亦有着深厚的历史与现实根基。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变以来，奴隶得以解放，新的阶级关系应运而生，社会各阶层人物活跃异常。在小生产互助的发展过程中，个人作用愈发显著。诸子百家立足于各自阶级、阶层的利益，纷纷登上政治与文化的斗争舞台，展现出蓬勃的朝气。这一切为司马迁通过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，奠定了丰富的历史内容基础。此外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等历史著作中，对春秋战国时代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，无疑也为司马迁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灵感。尤为关键的是，历经秦末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汉朝大一统政权已历百年，孕育出一代新的历史人物，亟需加以记载。司马谈在遗言中对司马迁所言：“今汉兴，海内一统，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，余为太史而弗论载，废天下之史文，余甚惧焉。汝其念哉!” 正是对这一代新人物亟待记录的深刻反映。

《史记》以人物为核心的思想，拓宽了历史记载的广度。从核心内容来看，它不仅记录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即秦汉以来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历程，还描绘了域外民族君长与中华民族的交往与斗争；不仅展现了统治阶级的历史，也关注了下层社会人物的故事，体现了全面的历史观。其次，司马迁认识到历史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。《秦始皇本纪》、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、《吕后本纪》按照历史变迁的顺序编排，鲜明地反映了这一发展观。司马迁认为秦朝“世异变，成功大”，并指出：“学者受限于所见，见秦在帝位时间短，不察其始终，因而轻视嘲笑，不敢正视”，这种态度是错误的。

《史记》人物传记的显著特色在于其实录精神。紧随司马迁之后的西汉学者刘向、扬雄，以及东汉的班彪、班固父子，均一致认为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堪称“实录”。根据班固的诠释，“实录”意指“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”，即严格按照事实，实事求是地记录。这其中蕴含着对历史实际的严谨态度和方法论。对于古代历史，“实录”涉及对历史资料的考订、选取和运用；而对于秦汉以来的近百年史，尤其是汉代当代史，则不仅仅是现成资料的摘录和移写，更是直面现实、记录现实，这就不可避免地触及“忌讳”问题。司马迁坚定秉持“实录”精神。《史记》的人物传记，不受传统历史记载成规的束缚，而是依据其对历史事实的深刻理解与情感进行记录。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王侯贵族，再到将相大臣及地方长官等，他虽不抹杀他们的神奇与光彩，但更突出揭露他们的愚昧、偏私、腐朽、丑恶，以及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行为。其中，最为重要且篇幅最多的一部分，在于揭示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。尽管其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，但其所撰写的实录，真实反映了历史，实为难能可贵。

从实录的精神出发，司马迁选取人物的标准并非基于其官职或社会地位，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实际行为表现。即使是官居丞相之人，他也不一定会为其立传。相反，他却撰写了大量下层人物的传记，如游侠、商人、医生、倡优等，因为这些人都具备某些值得称道的品质。选定人物后，便面临具体的叙事问题。司马迁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，叙述其一生的生平事迹的写作手法。无论人物大小，其生平事迹总是纷繁复杂，如何书写呢？司马迁的笔法在于，着重描绘其“为人”，并关注其“为人”的复杂性。例如，《平津侯主父列传》中描写公孙弘：“弘为人恢奇多闻，常称以为人主病不广大，人臣病不俭节。”又说：“弘为人意忌，外宽内深。诸尝与弘有隙者，虽详（佯）与善，阴报其祸。”此人被汉武帝特别提拔为丞相。由此可见，作者注重描写他为人处世的内外两面。

“弘为人恢奇多闻”，展现其宽弘奇伟、学识渊博；“弘为人意忌”，揭示其对人多存积怨，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。再如《酷吏列传》中描写张汤：“汤为人多诈，舞智以御人。始为小吏，乾没，与长安富贾田甲、鱼翁叔之属交私。”“乾没”意指空手得利，描绘了张汤为小吏时善于用计谋制人的特点。下文又说：“汤至于大吏，内行修也。通宾客饮食。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，调护之尤厚。”则写其为大吏时为人宽厚，乐于助人。这些例证均表明，司马迁在撰写人物传记时，力求展现其为人之大体，并注重其性格的复杂性。尽管司马迁并不喜欢公孙弘和张汤，却仍如实记录了他们的优点。概括而言，《史记》人物传记的最大特点在于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。过去有学者指出：“《史记》于叙事中寓论断。”另有学者认为：“叙事不合参入断语，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，允称微妙。”他们所言皆指司马迁将个人见解融入客观事实叙述之中，通过事实表达对所写人物的爱憎态度。

例如，著名的《项羽本纪》中，司马迁对项羽抱有深切同情，以极其饱满的热情描绘这位失败的英雄。他既赞扬项羽勇猛无匹，摧毁秦朝暴政的辉煌功绩与不屈精神；又批评他沽名钓誉，思想平庸，缺乏远大志向；同时指责他以粗豪自恃，行为残暴。所有这些评价，均通过项羽本人的事迹得以展现。在本传记中，作者并未直接发表议论，但其对项羽的爱憎之情在叙事之中表露无遗。再如《伯夷列传》、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等篇章，写作手法别具一格，或抒发孤愤，提出质疑；或近似后世作家的作品评论。伯夷其人，在战国及汉初流传着众多传说，虽广受赞誉，却缺乏具体事迹，为其立传难免素材不足。传说中伯夷清廉正直，司马迁为其作传，意在借古鉴今，标榜清廉。《屈原贾生列传》亦是如此，事实素材有限。这两篇传记与其他传记风格迥异，堪称《史记》人物传记中的变体。这种现象既与传主事迹稀少有关，也反映了作者对他们遭遇的深切同情。

《史记》在传记叙事方面，精于将个性和典型性巧妙融合。司马迁撰写人物传记时，并无固定模式，通常根据人物特点立传，依事态发展成文。从形式上看，可分为单传、合传、类传等类别，其核心目的在于凸显传主的个性特质，依据对人物特性的理解来筛选事件。选取重大事件自是必然，因其关乎客观历史实际及人物的历史成就。然而，小事亦不乏其例。例如，《李斯传》开篇描述李斯“见吏厕中鼠食不洁”与“观仓中鼠食积粟”后的感慨：“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，在所自处耳!”此乃为展现李斯见机行事、不顾是非善恶、阿世苟活、贪图富贵的性格特征。再如《张汤传》开篇详述张汤幼时“掘窟得盗鼠及余肉……并取鼠与肉，具狱磔堂下”的故事，意在揭示张汤擅长治狱的天赋，其酷吏之才实属天性使然。此外，张良、韩信、陈平等传记中，亦记载了他们年轻时的一些琐事，这些琐事未必皆光彩照人。司马迁记录这些小事，同样是为了揭示他们的性格特点。《史记》的一大特色在于选材精炼，不堆砌过多事件，而是选取关键几件进行叙述，使得行文简洁而不冗杂。

项羽与李广均自诩身经“七十余战”，然而传记中记载的战迹仅两次而已。部分事件因涉及他人或其他因素，被收录于别传，此乃司马迁常用的“互见法”。项羽的诸多缺点，见于《韩信传》中，既展现了韩信用兵的独特见解，又间接赞美了韩信，避免了对项羽的直接批评。再如，描写刘邦的光辉事迹和大事件，但阅读《项羽本纪》及其他传记后，便会发现刘邦的另一面。刘邦被项羽击败、逃难，以及多次将子女推下车的情节，均记录在《项羽本纪》中。此举避免了在一篇传记中堆砌事件，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，同时展现了人物“为人”的复杂性。对于所选事件，无论大小，司马迁往往细致描绘，辅以细节和场景，使之故事化，构成历史画面，这正是《史记》传记的独特风格。这标志着古代史官记事的新高度，实为后世小说的先声。在此，历史与文学交融难分。

《项羽本纪》中关于“鸿门宴”的描写，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中关于蔺相如完璧归赵、渑池之会的描写，均为典范。若将《汉书·高帝纪》中的“鸿门宴”与《史记》相较，便能清晰看出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差异。《史记》中的“鸿门宴”并非司马迁凭空想象，而是基于传说撰写。这种风格，实则强调重点。梗概叙述与具体描写相结合，形成波澜起伏、繁简相间、引人入胜的独特风格。选择人物时，全面了解其“为人”，剪裁事件，突出重点。某些事件既是个人传记，又具典型意义，反映丰富的历史内容。这无疑是一个创作过程，塑造了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。如《魏公子列传》、《项羽本纪》、《李广传》、《魏其武安侯列传》、《酷吏列传·张汤传》、《游侠列传·郭解传》等，皆为杰出代表。

《史记》中人物传记的语言极为丰富。广泛采纳了口头流传的成语、谚语和歌谣，且不避讳使用方言土语，这与后世古文家一味追求“雅”的风格迥异。在运用古史资料时，往往以当时通用的语言翻译古语。例如，《五帝本纪》在描述尧舜事迹时，取材自今文《尚书·尧典》，将《尧典》中的“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”、“百姓如丧考妣，三载四海遏密八音”、“惟时懋哉!”等语句，分别译为“信饬百官，众功皆兴”、“百姓如丧父母，三年四方莫举乐”、“维是勉哉!”等。对比原文与译文，明显感到译文更加易读易懂。

《史记》的语言采用“文言”，却贴近口语，其一般叙述与人物对话和谐统一，明快且含蓄，言外之意耐人寻味；既简约又繁复，不拘一格，各得其宜，主要服务于人物特征的刻画。尤为引人入胜的是其对人物说话口吻的细腻描绘，从而生动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。书中常适时地运用强调与夸张手法，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。这正是《史记》语言的一大特色，相关例证不胜枚举：

一、《高祖本纪》：“（五年）正月，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……汉王三让，不得已，曰：'诸君必以为便，便国家。’”二、《陈涉世家》：“陈胜王凡六月……陈王出，（其故人）遮道而呼涉……入宫，见殿层帷帐，客曰：'伙颐！涉之为王沈沈者！’”三、《陈丞相世家》：“于是上（孝文皇帝）亦问左丞相平……平谢曰：'主臣！陛下不知其驽下，使待罪宰相。’”四、《张丞相列传》：“（周）昌为人强力，敢直言……及帝欲废太子……而周昌廷争之强。上问其说。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'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。陛下虽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。’”五、《汲郑列传》：“天子方招文学儒者，上（武帝）曰：'吾欲云云。’黯对曰：'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’”

以上五例，无论是汉高祖谦让帝位的言辞，陈胜故人惊叹其王者气派的感慨，陈平惶恐应对汉文帝的对话，周昌口吃却坚定反驳汉高祖的场景，还是汉武帝与汲黯的交锋，均是对当时口语的直接摹拟，或全或偏，生动再现了说话者各异的神情态度，读来仿佛汉初人物对话的情景历历在目。《史记》人物传记的卓越成就与作者在语言运用上的精深造诣密不可分。

《史记》人物传记的卓越之处，主要体现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篇章中，它们既是珍贵的历史文献，又洋溢着浓厚的文学魅力。其独特之处在于，作者依据确凿可信的历史事实，精心选择、巧妙剪裁并适度强调，借助清晰易懂的语言，忠实地刻画出各类人物栩栩如生、个性鲜明的形象，既彰显其个性，又具备典型性，进而深刻揭示了一定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风貌及其本质。司马迁由此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。

得益于辞赋与散文的繁荣发展，东汉时期孕育出了“文章”这一概念。人们普遍推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为文章大家的典范，而文章家即为文学家。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期的杰出辞赋家；司马迁虽亦涉猎辞赋创作，但其名垂青史的杰作则是《史记》中的传记散文，由此开创了我国古代散文的新纪元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看到《史记》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，更是一部文学巨著，其在史学方法、人物传记的写作手法、叙事与语言艺术等方面，都展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史学和文学才能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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